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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为制裁升级→全球化反思与跨国企业供应链重构

发布日期:2020-05-19 文章编辑:网络 标签:行业动态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5月15日发布声明称,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


16日,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将坚决捍卫本国企业的合法权利,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不合理打压”(unreasonable suppression)。外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摧毁了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和价值链”。


 针对美国对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商务部表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近期,关于疫情引发全球化终结和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尤引关注:乐观派认为,全球化不会终结,而且中国抗疫最早取得成效,复工复产加快,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将向中国转移,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忧虑者担心,疫情暴露了供应链过于集中的脆弱性,部分企业出于风险考虑会迁出中国,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是大势所趋。为此,本文就全球化的走势和跨国企业产业链重构这两大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球化不会终结但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以英国工业革命为界,之前,世界经济和物质财富增长非常缓慢;之后突飞猛进、快速增长。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一是科技革命;二是全球化,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全球化则是把创新成果扩散到世界各地,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社会进步。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对各国都有益。只要人类社会继续追求发展和美好生活,全球化就不可能止步。
(一)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今天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都得益于全球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金融中心和第一科技强国,只有通过全球投资和贸易,才能把美国的科技变成金钱,把美元这个一本万利的国际货币输出到全世界,从而源源不断的从世界各国攫取收益,维持美国高福利的生活。放弃全球化不符合美国利益,正如基辛格向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建议“坚守全球化,不能让闭关锁国的城墙复兴”。可见,作为美元输出国和第一大消费国,美国必须大力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抛弃全球化就相当于毁掉了美国的根基。欧洲、日本的情况更不用说,它们长期以来都是奉行贸易立国政策。
(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这一趋势可以用三个“不协调”解释。一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协同化不协调。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结果,必然要求政治协同化,但是在每个国家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时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全世界,即便在较小的区域范围,也很难做到。以欧盟为例,自1992年建立以来,经济一体化进展比较顺利,甚至发展到用共同市场、同一货币(欧元)。但由于做不到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受阻甚至出现倒退,英国脱欧就是例证。二是生产要素开放不协调。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商品和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即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边境开放。目前,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涉及国家安全技术除外)、信息流(敏感信息除外)在大多数国家之间流动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人流方面,除非是技术移民,一个国家的公民迁徙到另一国家就业定居乃至入籍是相当困难的,从而形成了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高度开放与人流有限开放的不协调。在西方强大的工会组织和高企的工人工资背景下,逐利的资本和成熟的技术就会从发达国家流向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本国“去工业化”和制造业空心化,使本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获得巨额利润,但却带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造成产业失衡、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失业增加,并引起贫富分化和诱发民粹主义兴起,形成反全球化浪潮。三是边境政策和边境内(国内)政策不协调。在全球产能普遍过剩、产业内分工高度复杂化和产品逐步趋同化的今天,国际贸易和国内政策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比如补贴政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获得补贴的产品肯定比没有补贴的产品更具竞争力。在各国边境政策开放后,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各国国内政策更加协调。这些年来,由于全球治理和WTO改革滞后,未能推动成员国及时调整国内政策,形成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国内经济治理体制和政策,导致经济全球化受阻。
(三)经济全球化出问题,是因为它走得太快,以至于摔了跟头,需要静下来思考,重新整装再出发。全球化是工业化以来,资本在全球追逐利润和技术在全球扩散的必然结果,是市场机制在全球普遍实行后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各国追求发展、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化虽然解决全球经济效率问题,却不能解决公平问题,特别是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一国内部不同产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公平问题。虽然短期内“逆全球化”有可能会占上风,但只要资本逐利的逻辑不变、技术扩散的逻辑不变,全球化趋势就不可逆转。纵观历史上的几次全球化轮回,都是以“退一步进两步”的方式前进,如同人类社会螺旋式向前发展轨迹一样。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全球化,是英国等西方列强以殖民主义扩张的方式获取资源和打开市场。二战后的第二次全球化,建立在由美国主导构建、有利于西方国家的规则制度。那么,今后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呢?我们认为,第三次全球化或者称为全球化3.0,应该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标,建立在共建共商共享基础之上,具有互利、普惠、包容特质的全球化,是一种能够平衡各国之间利益、缓和各国内部阶层矛盾、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受益的全球化。


三大趋势重构全球供应链新格局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供应链弹性、韧性和安全性的一次“压力测试”,结果表明,全球供应链缺乏弹性和韧性。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引起了国内外决策者、专家学者深刻反思。对企业家而言,更多的是纠结,调整供应链明摆着将牺牲效率和利润换取安全,不调整则意味着今后还会面临同样的风险,获得的收益也会被侵蚀掉。无论如何,疫情后全球供应链调整势在必行,有几个趋势需要高度关注。
(一)本土化。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效果不理想,因为企业不跟进。这次疫情,连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短缺,使其深忧物资生产高度依赖他国的风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当下的局势告诉我们,各国必须竭力在利用全球化与必要的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发达国家首脑也纷纷表达推动掌控“经济主权”的决心。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31日参观一家口罩工厂时表示:“这场危机教会了我们,对某些产品和物资来说,它们的战略属性要求我们具有欧洲主权。”3月30日,特朗普在每日疫情发布会上宣传:“这场疫情凸显了强大的国界和繁荣的制造业的重要性。现在,两党必须团结起来,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罗德甚至提出,要为美国企业迁回发生的搬迁费100%买单。发达国家大力出资鼓励本国企业回流,对医疗、健康、安全等部分领域供应链本土化将产生影响。当然,最终能否成功,还得取决于企业的意愿。
(二)多元化。疫情使跨国企业加深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意识,再度感受到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迫切性。已有部分国家和外资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安全,提出产地多样化、减少供应链过度集中的想法,一些国家和公司甚至已经付诸行动。日本政府宣布从10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的抗疫经济救助计划中,拨出2435亿日元贷款(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供应链改革”项目,帮助本国企业将零部件生产线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转移回本土;另外拿出2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用于帮助企业将在中国的一部分工厂转移亚洲、非洲等多个地区,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虽然这会提高经济成本,但各国并不只是算经济账。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把风险因素考虑进去,加上政府的支持,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曲线将会改变,多元化就成为一种次优选择。对于保守型的企业来说,即使没有政策驱动,它也会考虑牺牲部分效率来换取更加安全。
(三)区域化。近年来,WTO作用弱化,但区域内经贸合作加强。据麦肯锡公司测算,自2013年以来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提高了2.7个百分点,目前欧盟28国和亚太地区超过半数的商品贸易在区域内进行。在各种区域经贸协定推动下,全球供应链将呈现“三足鼎立”格局,即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供应链网络,由德国、法国等国家主导的欧盟供应链网络,和以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为核心的亚洲供应链网络,三大体系形成相对闭环,与外部也会发生关联。如美国主导重新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提出5年过渡期内一辆汽车零部件的北美原产地占比必须从目前的62.5%逐步提高到75%,并且要求汽车制造商至少70%的钢铁和铝原料必须来自美墨加。日本推动构建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把过去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为根据主导国家需要的有条件准入。


 全球供应链难以“去中国化”但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货物进出口占全球份额11.8%,其中中间产品进出口占比达到21.7%,是120多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商品。全球供应链重构势必影响中国产业,这是有人担忧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原因。从各方面综合条件看,尽管“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仍是外企投资兴业的理想地,供应链“去中国化”不会成为主流,虽然有部分产能会转出去,但也有一部分会留下;全球供应链调整早在几年前就已露出端倪,疫情只是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全球供应链短期难以离开中国,但中长期需要警惕。这些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一)资本既有逐利性但也追求安全性。逐利是资本的本性。目前看,中国因政治社会稳定、产业链链条完整、产业配套齐全、工人素质较高、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模庞大等因素,仍然是跨国公司布局产业链的首选之地,也是它们新增利润的主要来源。苹果、高通、英特尔、通用、丰田、奔驰、大众等公司,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利润都来自中国,这个“香饽饽”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但是,资本也讲安全性。如果投资没有安全保障,当风险降临时,再多的收益都会被侵蚀掉。从中美贸易战到疫情阻击战,相信更多的企业会在成本和风险之间找平衡点。
(二)供应链既有脆弱性也有复杂性。现代产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分工深化;二是集群化。在分工深化方面,随着高端产品制造越来越复杂,一个国内难以承担所有的分工环节,产业链按照比较优势跨国布局是必然之举。集群化的逻辑是规模经济效应,即集聚产生集聚、规模促进规模。两者叠加导致全球供应链跨国集中布局,这就带来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供应链的形成比较复杂,建立在多种因素的基础之上,需要上下游纵向配套和左右侧横向配套,没有十年八年以上建不起来,而供应链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一定黏性,要迁走也不易,供应链调整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不像“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简单。
(三)短期稳定性难挡长期趋势性。如期前述所言,全球供应链短期难以离开中国,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从趋势看,全球进入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时间关口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等东盟国家转移是市场选择,符合历史规律。有人指出,目前从中国转移出去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越南国土面积和经济体量小难以承接大规模转移,加上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制约,不会对我国造成影响,不必担心。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其一,虽然目前转移出去的都是加工组装环节,但这些环节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吸附带动能力很强,它迁走后,假以时日,上游企业陆续也会跟着迁走。其二,虽然越南比中国小得多,但是如果把东盟国家考虑在内,那就是4个或5个越南,如果再加上印度,承载空间绝对没有问题。其三,虽然目前越南、印度等国家基础设施、人力资本还比较差,但这些都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得到改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基础设施、配套条件不也是很落后吗?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努力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水平,唯有如此才能保住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打好应对全球化和供应链变局的组合拳
疫情冲击下,全球化走势更加迷惘,跨国企业供应链布局更加纠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的“六保”中,有一条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对疫情带来的全球化调整和供应链重构,要认真贯彻中央要求,按照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原则,内外联动、长短结合,积极做好应对预案,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竞争力。
(一)携手各国联合抗击全球疫情。全球疫情大流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抗疫是当前全球最大的公共品。在各国抗疫“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当下,哪个国家能够站出来提供这一公共品,它就会得到其他国家的赞扬和拥护。中国疫情报告最早、防控已取得成效,既有疫情防控的经验,也有生产医疗物资的能力。我们应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最大限度为更多国家提供捐赠和平价医疗物资,联合国际社会开展疫苗、药物研发,携手合作抗疫。
(二)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更加开放的胸怀,为保持全球供应链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对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具有举足轻重作用。应全力推动国内企业复工复产,打通国内产业链循环,特别是重点关注汽车、电子信息、机械和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链长、国际化程度高的行业,千方百计稳定外贸外资产业链。同时,应保持与国际组织和主要贸易国的沟通,协调解决全球供应链断裂的堵点和断点,特别是保障药品食品、医疗物资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供应链的畅通,彰显为全球利益做贡献、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推动构建新时期平等互利型全球化。全球化出现问题和面临挑战,说明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适应,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化。我国应坚定支持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加强与G20等主要经济体合作,积极推动谋划疫情过后恢复世界经济的方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WTO改革,助力构建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全球化。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带动周边国家一起发展。加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积极推进中欧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和创新发展。
(四)顺势而为优化我国产业链布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符合产业转移规律,挡是挡不住的。应顺势而为,引导外迁企业在转出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的同时,及时升级本地产业链,留下研发设计、总部运营中心等高端环节,并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延伸,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更加紧密的供应链分工合作网络。同时,统筹处理好产业外迁和对内转移的关系,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精准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基础条件好的中等城市,打造高水平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引领支撑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研究制定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此次疫情暴发彰显出供应链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相关的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其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应尽快从国家层面制定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建立关键产业的供应链产业链安全评估制度、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加强与主要贸易国构建友好合作、长期稳定的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要坚持市场导向,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保障供需结构相匹配,形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供应链格局,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弹性、韧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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